第一部分 一个人形空白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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这里面必定隐匿着一个故事,悲惨的,或者竟是滑稽的故事。但我没有兴致去考证。我不想去调查、去搜集他的行迹。从小我就不敢问这个故事,现在还是不敢——不敢让它成为一个故事。故事有时候是必要的,有时候让人怀疑。故事难免为故事的要求所迫:动人心弦,感人泪下,起伏跌宕,总之它要的是引人入胜。结果呢,它仅仅是一个故事了。一些人真实的困苦变成了另一些人编织的愉快,一个时代的绝望与祈告,变成了另一个时代的潇洒的文字调遣,不能说这不正当,但其间总似拉开着一个巨大的空当,从中走漏了更要紧的东西。

但这虚缈并不是无。就象风,风是什么样子?是树的摇动,云的变幻,帽子被刮跑了,或者眼睛让尘沙迷住……因而,姥爷一直都在。任何事物都因言说而在,不过言说也可以是沉默。那人形的空白中常常就是母亲的沉默,是她躲闪的目光和言谈中的警惕,是奶奶救援似的打岔,或者无奈中父亲的谎言。那人形的空白里必定藏着危险,否则为什么它一出现大家就都变得犹豫,沉闷,甚至惊慌?那危险,莫名但是确凿,童年也已感到了它的威胁,所以我从不多问,听凭童年在那样一种风中长大成中国人的成熟。

那是我刚刚迈进十五岁的时候,早春的一个午后,母亲说:“太阳多好呀,咱们干嘛不出去走走?有件事我想得跟你说了。”母亲这么说的时候我已经猜到,那危险终于要露面了。满天的杨花垂垂挂挂,随风摇荡,果然,在那明媚的阳光中传来了那一声枪响。那枪声沉闷之极。整个谈话的过程中,“姥爷”一词从不出现,母亲只说“他”,不用解释我听得懂那是指谁。我不问,只是听。或者其实连听也没听,那枪声隐匿多年终于传进这个下午,懵懵懂懂我知道了童年已不可挽留。童年,在这一时刻漂流进一种叫作“历史”的东西里去了,永不复返。

不是更要紧的情节,也不是更要紧的道理,是更要紧的心情。

“那年他让日本人抓了去,打得死去活来,这下大伙才知道他是个抗日的呀……”

“这个人呀,那可真叫是先知先觉!听说过他在村儿里办幼儿园的事吗?自己筹款弄了几间房,办幼儿园,办夜校,挨家挨户去请人家来上课,孩子们都去学唱歌,大人都得去识字,我还让他叫去给夜校讲过课呢……”

母亲呢,则因此没上成大学。那声枪响之后母亲生下了我,其时父亲大学尚未毕业,为了生计母亲去读了一个会计速成学校。母亲的愿望其实很多。我双腿瘫痪后悄悄地学写作,母亲知道了,跟我说,她年轻时的理想也是写作。这样说时,我见她脸上的笑与姥姥当年的一模一样,也是那样惭愧地张望四周,看窗上的夕阳,看院中的老海棠树。但老海棠树已经枯死,枝干上爬满豆蔓,开着单薄的豆花。

……

我没见过我应该叫他“姥爷”的那个人。他死于我出生前的一次“镇反”之中。

但当有一天,母亲郑重地对我讲了姥爷的事,那风还是显得突然与猛烈。

有一年我从电视中看见,一个懂得忏悔的人,走到被纳粹杀害的犹太人墓前,双腿下跪,我于是知道忏悔不应当只是一代人的心情。有一年,我又从电视中看见,一个懂得祈祷的人走到二战德国阵亡士兵的墓前默立哀悼,我于是看见了祈祷的全部方向。

“后来其实没他什么事了,他去了北京,想着是弃政从商塌塌实实做生意去。可是,据说是他当年的一个属下,给他编造了好些个没影儿的事。唉,做人呀,什么时候也不能太得罪了人……”

现在我常想,姥姥知不知道二姥姥的存在呢?照理说她应该知道,可在我的记忆里她对此好象没有任何态度,笑骂也无,恨怨也无。也许这正是她的德性,或者正是她的无奈。姥姥的婚姻完全由父母包办,姥爷对她真正是一个空白的人形;她见到姥爷之前姥爷是个不确定的人形,见到姥爷之后,只不过那人形已不可更改。那个空白的人形,有二姥姥可以使之嘻笑怒骂声色俱全。姥姥呢,她的快乐和盼望在哪儿?针针线线她从一个小姑娘长成了女人,吹吹打打那个人形来了,张灯结彩他们拜了堂成了亲,那个人形把她娶下并使她生养了几个孩子,然后呢,却连那人形也不常见,依然是针针线线度着时光。也不知道那人形在外面都干了些什么,忽然一声枪响,她一向空白的世界里惟活生生地跳出了恐怖和屈辱,至死难逃……

因此,不敢问,是这个隐匿的故事的要点。

“姥爷”这个词,留下来的不是故事,而是一个隐匿的故事,是我从童年到少年一直到青年的所有惧怕。我记得我从小就蹲在那片虚缈、飘动的人形空白下面,不敢抬头张望。所有童年的游戏里面都有它的阴影,所有的睡梦里都有它的嚣叫。我记得我一懂事便走在它的恐怖之中,所有少年的期待里面都有它在闪动,所有的憧憬之中都有它黑色的翅膀在扑打。阳光里总似潜伏着凄哀,晚风中总似飘荡着它的沉郁,飘荡着姥姥的心惊胆战,母亲的噤若寒蝉,奶奶和父亲的顾左右而言他,二姥姥不知所归的颤抖,乃至幼儿园里那两个老太太的慌张……因此,我不敢让它成为一个故事。我怕它一旦成为故事就永远只是一个故事了。而那片虚缈的飘动未必是要求着一个具体的形象,未必是要求着情节,多么悲惨和荒诞的情节都不会有什么新意,它在要求祈祷。多少代人的迷茫与寻觅,仇恨与歧途,年轻与衰老,最终所能要求的都是:祈祷。

“他死的时候还不到五十岁吧?别说他没想到,老家的人谁也没想到……”

母亲漂亮,且天性浪漫,那声枪响之后她的很多梦想都随之消散了。然而那枪声却一直都不消散。文化革命如火如荼之时,有一天我去找她,办公室里只她一个人在埋头扒拉算盘。“怎么就您一个?”“都去造反了。”“不让您去?”“别瞎说,是我自己要干的。有人抓革命,也得有人促生产呀?”很久以后我才听懂,这是那声枪响磨砺出的明智——凭母亲的出身,万勿沾惹政治才是平安之策。那天我跟母亲说我要走了,大串联去。“去哪儿?”“全国,管它哪儿。”我满腔豪情满怀诗意。母亲给了我十五块钱——十块整的一针一线给我缝在内衣上,五块零钱(一个两元、两个一元和十张一角的)分放在外衣的几个衣兜里。“那我就走了,”我说。母亲抓住我,看着我的眼睛:“有些事,我是说咱自己家里的事,懂吗?不一定要跟别人说。”我点点头,豪情和诗意随之消散大半。母亲仍不放手:“记住,跟谁也别说,跟你最要好的同学也别说。倒不是要隐瞒什么,只不过……只不过是没那个必要……”

随后的若干年里,这个人,偶尔从亲戚们谨慎的叹息之中跳出来,在那空白里幽灵似地闪现,犹犹豫豫期期艾艾,更加云遮雾障面目难清——

有一年作协开会,我从“与会作家名录”上知道了那个人的藉贯:河北涿州。其时母亲已经去世。忽然一个念头撞进我心里:母亲单是想给我找个老师吗?

“有个算命的说过,这人就是忒能了,刚愎自用,惹下好些人,就怕日后要遭小人算计……”

“其实,只要躲过了那几天,他不会有什么大事,怎么说也不能有死罪……直到大祸临头他也没想到过他能有死罪……抓他的时候他说:行呵,我有什么罪就服什么刑去。”

小时候我偶尔听见他,听见“姥爷”这个词,觉得这个词后面相应地应该有一个人。“他在哪儿?”“他已经死了。”这个词于是相应地有了一个人形的空白。时至今日,这空白中仍填画不出具体的音容举止。因此我听说他就象听说非洲,就象听说海底或宇宙黑洞,甚至就象听说死;他只是一个概念,一团无从接近的虚缈的飘动。

姥姥给我留下的记忆很少。姥姥不识字,脚比奶奶的还要小,她一直住在乡下,住在涿州老家。我小的时候母亲偶尔把她接来,她来了便盘腿坐在床上,整天整天地纳鞋底,上鞋帮,缝棉衣和棉被,一边重复着机械的动作一边给我讲些妖魔鬼怪的故事。母亲听见她讲那些故事,便来制止:“哎呀,别老讲那些迷信的玩艺儿行不行?”姥姥惭愧地笑笑,然后郑重地对我说:“你妈说得对,要好好念书,念好书将来做大官。”母亲哭笑不得:“哎呀哎呀,我这么说了吗?”姥姥再次抱歉地笑,抬头看四周,看玻璃上的夕阳,看院子里满树盛开的海棠花,再低下头去看手中的针线,把笑和笑中的迷茫都咽回肚里去……

“后来听说有人把他救了出去。没人知道去了哪儿。日本投降那年,有人说又看见他了,说他领着队伍进了城。我们跑到街上去看,可不是吗?他骑着高头大马跟几个军官走在队伍前头……”

“老人们早都说过,从小就看他是个人材,上学的时候门门儿功课都第一……可惜啦,他参加的是国民党,这国民党可把给他害了……”

又过了很多年,有人从老家带来一份县志,上面竟有几篇对姥爷的颂扬文字,使那空白的人形有了一点儿确定的形象。文中说到他的抗日功劳,说到他的教育成就,余者不提。那时姥姥和母亲早都不在人间,奶奶和父亲也已去世。那时,大舅从几十年杳无音信之中忽然回来,一头白发,满面苍桑。大舅捧着那县志,半天不说话,惟手和脸簇簇地抖。

母亲说,她中学时的作文总是被老师当作范文给全班同学朗读。母亲说,班上还有个作文写得好的,是个男同学。“前些天咱们看的那个电影,编剧可能就是他。”“可能?为什么?”“反正那编剧的姓名跟他一字不差。”有一天家里来了个客人,偏巧认识那个编剧,母亲便细细询问:性别、年龄、民族,都对;身材相貌也不与当年那个少年可能的发展相悖。母亲就又急慌慌地问:“他的老家呢,是不是涿州?”这一回客人含笑摇头。母亲说:“那您有机会给问问……”我喊起来:“问什么问!”母亲的意思是想给我找个老师,我的意思是滚他妈的什么老师吧!——那时我刚坐进轮椅,一副受压迫者的病态心理。

母亲艰难地讲着,我惟默默地走路。母亲一定大感意外:这孩子怎么会这么镇静?我知道她必是这样想,她的目光在我脸上小心地摸索。我们走过几里长的郊区公路,车马稀疏,人声遥远,满天都是杨花,满地都是杨花的尸体。那时候别的花都还没开,田野一片旷然。

“快解放时他的大儿子从外头回来,劝他快走,先到别的地方躲躲,躲过这阵子再说,他不听嘛……他说我又没贪赃枉法欺压百姓,共产党顺天意得民心那好嘛,我让位就是,可是你们记住,谁来了我也不跑。我为什么要跑?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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