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二部分 B老师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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可是,这就完了?就这么简单?那,B老师呢?我愣愣地站着。

那老师说罢背起手,来回踱步,看天,看地,脸上轮换着有嘲笑和苦笑。

“生活嘛,当然是不富裕,俩孩子,一家四口全靠他那点儿工资。”

礼拜日我在学校写板报,常见他和G老师一起在盥洗室里洗衣服,一起在办公室里啃烧饼。可是有一天,我看见只剩了B老师一人,他坐办公桌前看书,认真地为自己改善着伙食——两个烧饼换成了一包点心。

催他去开会的那个老师跟我闲聊。

“其实呀,曾经有个挺好的姑娘喜欢他,谈了好几年,后来散了。”

B老师要求我们“深入基层”,去各中队听取群众意见。于是乎,学习委员、劳动委员、文体委员、卫生委员,以及我这个宣传委员,一干人马分头行动。但群众的意见通常一致:没什么意见。

“B老师呀,可真是聪明一世,糊涂一时。”

七几年我见过他一回,那身军装已经淘汰,他穿一件洗得透明的“的确良”,赤脚穿一双塑料凉鞋。

宣传委员负责黑板报。我先在版头写下三个美术字:黑板报(真是废话)。再在周围画上花边。内容呢?无非是“好人好事”,“表扬与批评”,以及从书上摘来的“雷锋日记”,或从晚报上抄录的谜语。两块黑板,一周一期,都靠礼拜日休息时写满。

“欸~”他伸手去接一块碎落的点心渣,故这“欸”字拐了一个弯。点心渣到底是没接住,他这才顾上补足后半句:“她在北京有家了。”

“B校长入党了,知道吗?”

“我们所有的老师都劝他,说出身有什么关系?你出身好?”

B老师笑了,抬眼看我:“她结婚了。”

B老师的相貌,怎么说呢?在我的印象里有些混乱。倒不是说他长得不够有特点,而是因为众人多以为他丑——脖子过于细长,喉结又太突出;可我无论如何不能苟同。当然我也不能不顾事实一定说他漂亮,故在此一问题上我态度暧昧。比如“B鸡脖”这外号在同学中早有流传,但我自觉自愿地不听,不说,不笑。

“为什么?咳,还说呢!人家没嫌弃他,他倒嫌弃了人家。女方出身也不算好,他说咱俩出身都不好将来可怎么办?他是指孩子,怕将来影响孩子的前途。”

B老师继续低头享受他的午餐。

因为那身军装,还因为他微微地有些驼背,很少有人能猜准B老师的年龄。“您今年三十几?”或者:“有四十吗,您?”甚至:“您面老,其实您超不过五十岁。”对此B老师一概微笑作答,不予纠正。

可是相貌有什么关系?男人看的是本事。B老师的画真是画得好,在当年的那个少年看来,他根本就是画家。他画雷锋画得特别像。他先画了一幅木刻风格的,这容易,我也画过。他又画了一幅铅笔素描的,这就难些,我画了几次都不成。他又画了一幅水粉的,我知道这有多难,一笔不对就全完,可是他画得无可挑剔。

实在有人向我问起他的相貌特征,我最多说一句“他很瘦”。

“老家?”

B老师也这样,算来那时他也只有二十一、二岁,单薄的身体里仿佛有着发散不完的激情。

他的宿舍里,一床、一桌、一个脸盆,此外就只有几管毛笔、一盒颜料、一大瓶墨汁。除了画雷锋,他好象不大画别的;写字也是写雷锋语录,行楷篆隶,写了贴在宿舍的墙上。同学中也有几个爱书法的,写了给他看。B老师未观其字先慕其纸:“嗬,生宣!这么贵的纸我总共才买过两张。”

“B校长,该走了!”有人催他。

“你猜他说什么?他说,我要是出身好我干嘛不娶她?”

“那姑娘人也好,长得也好,大学毕业。人家瞧上了你,你倒还有条件了!”

“她家搬北京来了?”

多年以后我摇了轮椅去看B老师,听别的老师说起他的婚姻,说他三十几岁才结婚,娶了个农村妇女。

正是“批林批孔”、“批师道尊严”的年代。他站在楼前的花坛边跟我说话,一群在校的学生从旁走过,冲他喊:“B鸡脖,上课啦!”他和颜悦色地说:“上课了还不赶紧回教室?”我很想教训教训那帮孩子,B老师劝住我:“咳没事,这算什么?”

“B老师现在年年都是模范教师,区里的,市里的。”

“那怎么了,好事呀?”

自从他当了总辅导员,大队室也变得整洁、肃穆。“星星火炬”挂在主席像的迎面。队旗、队鼓陈列一旁。四周的墙上是五颜六色的美术字,“好好学习天天向上”一类。我们几个大队委定期在那儿开会,既知重任在肩,却又无所作为。

“G老师呢?”

“是呀,想入党想了一辈子。B校长,好人哪!可世界找不着这么好的人!”

“不过呢,还过得去。”

在我看来,他的脖子和他的瘦,再加上那身退色的军装,使他显得尤其朴素;他的脖子和他的瘦,再加上他的严肃,使他显得格外干练;他的脖子和他的瘦再加上他的微笑,又让他看起来特别厚道、谦和。

“有个会,我得去。”他跳上自行车,匆匆地走了。

是的,B老师没有缺点——这世界上曾有一个少年就这么看。

“不过现在他也算过得不错,老婆对他挺好,一儿一女也都出息。”

“他肯定还是忘不了先前那个姑娘。大伙有时候说起那姑娘,他就躲开。”

八几年夏天我又见过他一回,“的确良”换成一件T恤衫,但还是赤脚穿一双塑料凉鞋。这一回,不管是学生还是老师,都恭恭敬敬地叫他B校长了。

“怎么了?”他站住:“百年不遇,偏巧又赶上长工资!”

B老师应该有六十岁了。他高中毕业来到我们小学时,我正上二年级。小学,都是女老师多,来了个男老师就引人注意。引人注意还因为他总穿一身退了色的军装;我们还当他是转业军人,其实不是,那军装有可能是抗美援朝的处理物资。

“五一”节演节目,他扮成一棵大树,我们扮成各色花朵。他站在我们中间,贴一身绿纸,两臂摇呀摇呀似春风吹拂,于是我们纷纷开放。他的嗓音圆润、高亢:“啊,春天来了,山也绿了,水也蓝了。看呀孩子们,远处的浓烟那是什么?”花朵们回答:“是工厂里炉火熊熊!是田野上烧荒播种!是时代的车轮滚滚向前!”“想想吧,桃花,杏花和梨花,你们要为这伟大的时代做些什么?”“努力学习,健康成长,为人类贡献甘甜的果实!”

春天,我们在校园里种花。同学们从家里带来种籽,撒在楼前楼后的空地上。B老师钉几块木牌,写上字,插在松软的土地上:让祖国变成美丽的大花园。

那时的日子好象过得特别饱满、色彩斑斓,仿佛一条充盈的溪水,顾自欢欣地流淌,绝不以为梦想与实际会有什么区别。

G老师结婚了?跟谁?我自知这不是我应该问的。

秋天我们收获向日葵和蓖麻。虽然葵花瘦小,蓖麻籽也只一竹篓,但仪式依然庄重。这回加了一项内容:由一位漂亮的女大队委念一篇献词。然后推选出几个代表,捧起葵花和竹篓,队旗引路,去献给祖国。祖国在哪儿?曾是我很久的疑问。

“回家了。”

他教我们美术、书法,后来又教历史。大概是因为年轻,且多才多艺,他又做了我们的大队总辅导员。

B老师说:“板报写完了?”

新年又演节目,这回他扮成圣诞老人——不知从哪儿借来一件老皮袄,再用棉花贴成胡子,脚下是一双红色的女式雨靴。舞台灯光忽然熄灭,再亮时圣诞老人从天而降。孩子们拥上前去。圣诞老人说:“猜猜孩子们,我给您们带来了什么礼物?”有猜东的,有猜西的,圣诞老人说:“不对都不对,我给你们送来了共产主义的宏伟蓝图!”——这台词应该说设计不俗,可是坏了,共产主义蓝图怎么是圣诞老人送来的呢?又岂可从天而降?在当时,大约学校里批评一下也就作罢,可据说后来,文革中,这台词与B老师的出身一联系,便成了他的一条大罪。

“写完了。”

自从他当了总辅导员,我记得,大队日过得开始正规;出旗,奏乐,队旗绕场一周,然后各中队报告人数,唱队歌,宣誓,各项仪式一丝不苟。队旗飘飘,队鼓咚咚,孩子们感到了从未有过的庄严。B老师再举起拳头,语气昂扬:“准备着,为共产主义事业而奋斗!”孩子们齐声应道:“时刻准备着!”那一刻蓝天白云,大伙更是体会了神圣与骄傲。

当年的那个少年一直想不懂,才华出众如B老师者,何以没上大学?我问他,他打官腔:“雷锋也没上过大学呀,干什么不是革命工作?”我换个方式问:“您本来是想学美术的吧?”他苦笑着摇头,终于说漏了:“不,学建筑。”我曾以为是他家境贫困,很久以后才知道,是因为出身,他的出身坏得不是一点半点。

“怎么,他才入党呀?”在我的印象里B老师早就是党员了。

“要我说呀,他是聪明了一时,糊涂了一世!”

“也不知是赌气还是怎的,他就在农村找了一个。这个出身可真是好极了,几辈子的贫农,可是没文化,你说他们俩坐在一块能有多少话说?”

我甚至暗自希望,学校里最漂亮的那个女老师能嫁给他。估且叫她G吧。G老师教音乐,跟B老师年纪相仿,而且也是刚从高中毕业。这不是很好吗?G老师的琴弹得好,B老师的字写得好,G老师会唱歌,B老师会画画,这还有什么可说?何况G老师和B老师都是单身,都在北京没有家,都住在学校。至于相貌嘛,当然应该担心的还是B老师。

“那姑娘还真是瞧上他了,分手时哭得呀……”

“那就快回家吧,不早了。”

“可名额有限,群众评选。你说现在这事儿邪不邪?有人说你老B既然入了党还长什么工资?你不能两样儿全占着……”

这老师有点神经质,话没说完时已然转身撤步,招呼也不打,惟远远地在地上留下一口痰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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